Saturday, April 28, 2007

翻譯神話數則

* 以下只談外文中譯,且脈絡大半指學術著作之翻譯,因為這是我唯一熟悉的翻譯領域。某些觀點已在其它地方發表過了;出於各種理由,決定再寫一次。


「不能研究,就去搞翻譯吧」

對操中文為母語的吾人而言,在理解「西方」(只是個簡便說法,包含了許多異質的傳統:雅典的思辨陽光羅馬的務實精準基督教的超越神性蠻族的封建殺伐英人的四海為家義式重生的歷史人文法蘭西徘徊於印象精確間德意志的死板虛無絕對亞美利堅的樂觀進步分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我主義工業化福利國家殖民活動海上帝國…)時,除了旅遊、交易、交流、結盟、作戰、談判等事以外,還需仰仗對其思想、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等進行學問研究才能竟全功。一個少不得的捷徑(雖然看起來像是繞路)就是系統性、全面性地翻譯西方各領域的經典作品(德國怎從蠻族的散沙聚合為一文明下的某個統一權力組織的?)。然而,翻譯奠基於正確的理解,正確的理解又以了解外文為基礎,了解一語文也不只是看懂其文字而已,而是預設了對西方背景的深入了解--so,一個無限迴圈。這倒不代表沒有出路,只是說,翻譯和研究是一個不斷相互促進的過程。正如同一本經典可以激發多種(我不確定是不是無限種)解釋,同一本書大概也有許多種翻譯。理想的翻譯是不同文化間的橋樑,實際的翻譯卻都是文化間的劇烈撞擊。

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研究西方、反省西方、批判西方--舉步維艱,因為我們沒有認真想看書,因為我們太容易滿足於現有的翻譯。好的翻譯是重要的研究成果(敝島另外一則神話:翻譯居然不被認定是學術成績。事出雖必有因可也略顯荒唐)。好的研究對於新的、更好的翻譯也很重要。這一神話的毛病就是:在研究和翻譯間過早地劃界,從而使兩方面的資訊流動都被封死。真想煽動哪個有野心的出版社學學大陸學者( 比方說劉小楓)搞的那套,以思想家、思想主題或某個傳統、時代為主體,成套成套地編譯出書。

當然,這一切都有個前提:譯文要正確。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前也搞過大量的經濟學名著翻譯、以前來華的傳教士也曾搞出套神學經典、而大陸早期的商務印書館,其質量跟台灣國上的志文出版有得拼--全都可用八個字來形容:立意甚佳,成效不彰。能不斷地失敗也算是成就斐然吧。且待我們繼續努力。

「一本書的翻譯,一個人比很多人來得好」

謬論,真正謬論!一個人其實也是很多個人,因為勞動是時日中的勞動,一個人在時間的進展中,想法也會分裂、繁殖,最後生出個跟壞老爸全不像的好孩子。而每一個時間點上的繁殖,體現於紙上就是個新朋友了(所以這道理用在作品上也是一樣的:人們常說「多人論文結集的水準比較參差不齊」,彷彿單人的論文集就比較容易有一致的水準一樣)。關鍵並不在於人數的多寡,而是工作流程之勘定。我們的多人譯事往往失敗,是由於譯者間的溝通不良,甚至沒有溝通所導致。這將多人翻譯的利基給抽盡了。翻譯本來就是耗心耗力耗時的工作,出版社給的錢又少,搞得大家都很急,卻又急不得--這時多人翻譯就出現了,通常是為了省時間用的。愚蠢。多人翻譯省下來的時間是應該拿來溝通、開會、討論用的。趕時間的結果,我們往往會看到一本不如不譯的書大剌剌地出現在書店的書架上。

我提議 ,有心的譯者、出版社重新進行溝通、協調,無論是單人翻譯還是多人翻譯,都嘗試訂定一個細緻、有規劃的工作流程:無論是譯詞譯名的統一與否、翻譯風格的決定、編輯、校對、再編輯、溝通、討論、統整等等,都該有討論、交流、爭執、意見交換置身其中。現在則是把稿子發一發大家各自閉門造車一番,然後再交給不知其名更不知其實力的文字編輯,糊里糊塗地修改(或不修改),這種如手工藝時代般的家庭代工作業流程,無論是一人還是多人譯,其實真沒多大差別,不是?

「譯成看得懂的中文才是好翻譯!」

(我不否認,市面上很多爛到不行的中譯,通常就是爛在看不懂;可是這裡關心的是更深層的,原則性的問題,甚至涉及了「我們幹嘛要把某本書譯成中文」這一大課題…)

好的翻譯通常都是看得懂的--可是就像德國人讀Phaenomenologie des Geistes也要搔頭苦思大半時辰一樣,困難的書就是困難。你只是「遲早」會看懂,不代表「立刻」就能懂--可是很多人講這話的時候,總是好像希望譯者幫讀者看懂。那譯者不用翻譯啦!改寫一本《□□導讀》便可。

反過來說,譯文流暢無礙有時反而是編輯、校對者的恐懼--因為太多譯者都很容易為了流暢而犧牲精確。(因我自己翻譯的經驗來看,這一誘惑更多是出於虛榮,倒不是什麼讀者作者難兩全這類屁話…)有時,流暢當然毋需犧牲精確--優美典雅的原文就該用優美典雅的譯文脫胎換骨卻存其精義,不是?--可惜的是,譯者向流暢靠攏的結果,往往顯示其誤讀或粗心,而非求其兩全之用心。

直譯之優劣、甚至其必要,只需請各位找陳康《巴曼尼德斯篇譯注》中的前言讀一讀便夠。陳康本人的研究成果已使直譯在研究中的重要性無可置疑。然而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避免只用一種標準來評價翻譯這一錯覺。意圖、用途、目的不同,翻譯手法也隨之改變。錯的譯文是很多的,而依其脈絡,正確的譯文也是很多的。一種標準本身就能產生許多好譯文了,而多種標準也許會產生更多(或更少?)。讓我們試舉數種可能目的:將以外文表達的思想成果傳播給操母語的大眾;給研究人士參考用的譯本;譯者自己的一種文字演練;宗教傳道;藉外邦之口為自己的話添些份量,等等。簡言之,流暢的譯筆也許可以加分,卻並非出版譯著永遠的必要條件。翻譯不是科學,而是藝術--其中很少有一成不變的原則。譯者們,一起活絡我們的腦袋吧!

5 意見:

Anonymous said...

此文中,關於翻譯一事的許多意見我都很贊同,但,這樣問吧,好的翻譯就一定是種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翻譯固然不能說肯定很簡單,翻譯當然也可能有其難度,甚至有「藝術」在其中,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翻譯都因此很困難、因此是種藝術,並因此是種重要的研究成果。

有些書的確是經典,卻也同時清楚簡單。這種書當然有翻譯的必要,但翻出這樣的書,怎可以宣稱任何重要的學術價值呢?

所以我想還是該做些區分,以免過度地神話或美化翻譯這件事。在我看來,把翻譯一竿子這樣美好看待,不只略顯荒唐,而是根本就是荒唐。

Q said...

無名氏您好:

我原來文章沒說清楚,確有不當。我說那句話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人文學科領域中的重要著作。

至於美化云云,我想您讀錯了:並不是誰 (比方說我?) 在美化翻譯,而是敝島學術界對於學術成就認定的標準在醜化翻譯,就像它以期刊論文的「數量」甚至「頁數」而不以「品質」為準一樣,也是在醜化/美化研究…這旁及許多大問題,在此就先帶過。

swom said...

「翻譯」能不能當學術成績,這個問題是值得談的。外國學校如何「評量」教授們的成績,我不了解,不過這問題應該還是可以從「實質的貢獻」這個層面來看。

非經典的一般翻譯不能算學術貢獻,這點應該沒甚麼問題吧?

經典的翻譯,我覺得只有在一個情況下可以算是學術貢獻,就是有附上足夠的註解與詮釋。譯者應該對當前的研究有足夠的掌握,而且在這些註解與詮釋裡把最新的討論連結進來,反應出來。使用者不但得到一個譯本,而且得到的是一個跳板,讓他在許多重要的討論上可以方便地通往其他更專門、意見不同的文獻。簡單的說,譯註者必須是這本經典的第一線的研究者,也下過這方面的功夫。

如果只是翻譯了正文,雖然工作量可能也很大,但從創造跟研究貢獻來說,或許還是不夠的。

Sean said...

某種程度上我是同意Q的。在此,我不想就「學術若要接納翻譯作為研究成果,應當設立什麼樣的標準」這個學術制度設計公平性原則的角度來談;我倒寧願從學術翻譯工作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國家重視這個層面來說(至於重視後該給什麼樣的回饋,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當然,這裡所指翻譯的書,不是那些阿狗阿貓的雜書...

不妨先從「價值論」的層面來考慮(學術)翻譯可能的意義(這裡就牽涉到何以我上段文字要用「國家」來作為值不值得重視翻譯的行動單位了)。顯然,當我們要討論(學術)翻譯的價值問題時,我們遭遇了另一個難題:行動者是誰?我們是就一個翻譯者的角度來談論他對翻譯的主觀價值設定,抑或就一個集體性的層面來說,翻譯工作對台灣社會可能有什麼意義?而後者,表彰集體性之「台灣社會」的尺度多廣?僅僅是一個學術社群而已嗎?但又能籠統的說「整個台灣社會」嗎?

在此,我們將學術翻譯作為一件公共的事務(特別指出版的翻譯作品)來討論時,便已暫時排除了純粹個人主觀意義設定的層次,來談翻譯的價值問題(個人主觀價值設定是一個行動動力的因素,但不是這裡所關心的,並且,如果是純粹個人主觀價值的問題,不需作為公共討論的對象)。然而,就集體性的層次上來說,我們似乎可以先圈定諸如「學術社群」之類特定的集體性位格作為討論翻譯價值的起點,但我認為這樣是不充分的,因為,現實世界是無法切分領域,行動者相互糾結的綿密關係、論述蔓延的效果--特別在資訊社會的時代,都使得我們討論翻譯(即便限縮在學術作品的翻譯)這件事,不能只就一種學術價值來討論。

因此,學術翻譯,長時段來看,對一個社會的影響仍然是全面的。誠如Q所說:系統性、全面性地翻譯西方各領域的經典作品是一個「理解」西方的捷徑(或許還談不上理解,說是藝文明間的溝通吧)。由於翻譯不可能全數盡翻,因此系統性的組織主題、挑選文本,更顯重要。而這件事,固然是學者需要擔起一定大任,但國家制度性的支持,才是維繫這一工作命脈的關鍵(這並不是意謂著要國家力量集權的規範翻譯的準則,而是說,如果肯定這件事對深化台灣文明的價值,又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沒有龐大市場經濟的效益,且不是少數人的力量可以完成,那麼,「國家」現在可以作幹點有意義的活了吧)。

再者,談到翻譯的實作。又如Q說:「譯成看得懂的中文才是好翻譯!」這話可以淺白的理解,也可以深刻的詮釋。當然,看得懂翻了才有意義,不然,還得字字句句對查原典,不如買台無敵cd電子字典還實在些。不僅如此,「譯成看得懂的中文」就說明了,可讀翻譯,嚴格講,絕不可能是完全的直譯(甚至我認為一個註釋都沒有的翻譯也是荒謬的)。句法的差異,字彙表達意含的厚度,豈能直接對譯完成?一定程度的格義是必然,而這就說明了,一個成功的翻譯者,必然不能只是掌握字義,還必須對每段句子、甚至字詞,在不同文化脈絡間,所勾起「感覺反應神經」的差異有所設身處地的理解,乃至對經典作者的生命歷程有一定的把握和揣摩,才能譯出好的文本;而成功的翻譯者(譯本)也扮演了揣摩不同文明身心狀態的一個可能示範、取徑和切入點。因此,嚴謹翻譯工作怎麼說也不可能和研究工作分離。

難的是,這樣一來翻譯的難度遠遠超越了其他向度研究工作。這也公平,因為經典翻譯所負起交通文明的責任,遠超過其他研究的方式
。只是,既然它的責任、意義和工作內容如此龐大,我們豈能只期待學者的良知去從事?(從後面這句話,應該可以了解,我雖認為翻譯工作有某種神聖性,但並不認為從事翻譯的學者是神聖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同時也是一種事業啊...)

winnie said...

鄭義愷先生您好:
我是網路與書的編輯,winnie.
有一本小書(其實是四篇文章)想請你翻譯
就是John Ruskin寫於1860的Unto This Last .(全文包括前言和注解有三萬兩千字左右, )
如果您有興趣,可以把您的email給我嗎?
讓我再跟您詳細一點討論.

謝謝
winnie
公司email: winifredyee@netandbook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