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n G.R.F.Ferrari's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

*以下是我自己整理過的書摘，間或插入自己的想法，不另外註明。

本書探索《理想國》自第二卷起貫串至終的「城邦—靈魂」類比這一主題（或謎）如何在對話錄中或隱或明地帶動情節的轉折。Ferrari 斷言柏拉圖運用這一類比有如下意圖：

a.場景的考量：由於格勞孔要求公正的人應當自給自足，單憑自身的善就配稱幸福，城邦自給自足的特質便適於回應其要求；這類比不但方便城邦和個人相互闡明，且間接指出了格勞孔和阿德曼圖斯兩人迴避政治的態度（書中稱之為 aristocratic quietism，我還想不到好的譯名）暗含著一充滿熱情的政治理想。蘇格拉底的言說吸引兩人將注意力從敗壞的現實城邦轉向美好的言辭城邦，並最終轉向對自身靈魂的照料。偶然的場景實則回指本質之事：所有關心靈魂的人都得繞路先關心自身的政治。

b.Ferrari 關於「城邦—靈魂」類比不可作因果解釋（好的城邦產生出會統治城邦的好人）的有力斷言，也支持著咸認屬柏拉圖的論點：城邦的 telos 和靈魂的 telos 之間是有扞格的。或者也可說，靈魂的必然性依自然（phusis）運動，城邦的必然性依法律（nomoi）運動。

從這個角度看，自然權利問題即是如何為靈魂而不為身體立法（暫且忽略立法與施政在柏拉圖筆下的區別）。這要求立法具有全面性，且能在規範身體時同時注意到它對靈魂的影響。這是與立法本質不合的（法律雖然同時包含說服與強制，但雅典的法律依舊判決蘇格拉底死刑）。此外，Ferrari 的看法還揭示了，為何哲學家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安居於眾人之間。

c.靈魂的公正這一主題藉由這一類比可以開出一政治理論，它同時是「人性的（哲學的）」也是「太人性的（即並未忘記政治是生產性或創造性——亦即人為性，artificiality, by convention——的活動）」。而這一理論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為「城邦—靈魂」類比只是一個單純的類比，而俗見對之常有的過度解釋（依 Ferrari 之見，這種過度解釋見於 Williams 的 predominance rule、Lear 的 causal rule、以及 Isocrates 的 To Nicocles）在柏拉圖的筆下都被解消或暗中拒絕了。

Ferrari 的解釋若果真正確，那麼雖然從對話的始由（公正之人的靈魂秩序是怎樣的？）看，《理想國》也許太迂迴了、太冗長了，但從這一類比所具有的彈性來說，《理想國》其實驚人地洗鍊，因為它可以同時滿足上述三大意圖。我們深思細讀文本後，不但能一眼看穿自然與法律、靈魂與城邦、理論與實踐、故事與言辭、寫作與對話、形上與形下等等的牽扯，甚至還能進一步洞察這幾類二元性之間的關聯。


Ferrari 論證其解釋的資源則可粗分如下：

a. Straussians 的柏拉圖闡釋。見第一章及第四章第四節的標題。Ferrari 從他們那裡學到：(i) 格勞孔對所謂文藝的熱愛，導致蘇格拉底必須暫時擱置「健康城邦」的建立，從而給蘇格拉底有機會論證「健康靈魂」和「完善靈魂」，也就間接主張了城邦和靈魂的目的論落差。(ii) 即便 Ferrari 不會完全同意蘇格拉底遭遇的三波浪潮實乃對政治理想主義的反諷反駁，他也至少由此引出了藉說服教育與藉強制教育的區別。他還由此進一步斷言美好城邦必然的寫作性質。(iii) 與 (ii) 相關，《理想國》中的靈魂論從而也是雙重的：在分析行動者時，理性只是血氣與欲望的工具（因此只需二分靈魂即可）；在分析哲人（默觀者）時，血氣與欲望則在實現理性自身不可或缺的程度上有所發展並服務與理性（主要是二分靈魂為理性與非理性；但在蘇格拉底需要 Thrasymachus 的程度上，我們則會三分靈魂。與他人共同生活的哲人不可能完全不憤怒⋯）。

b. 其他古典作品的交互參照。由柏拉圖之前的文本（至少現存的）來看，對城邦作心理學隱喻的作品不多⋯（待補）。再者，即從 Isocrates 的 To Nicocles 來看，至少我們可以推知，「自我統治是統治城邦的正當性來源」這一命題乃是傳統的政治見解，而柏拉圖將之內化並改造為「美好城邦雖然實現的可能性極低，但哲人的自我統治卻是其它一切政體統治的正當性來源」這一命題，這同時還引出僭主制的必然不正當，也引出人建立城邦的創作性（如同畫家畫畫是模仿的模仿，城邦的建立是對模仿美好城邦的言辭的模仿――附帶一提，這還是驅逐詩人的隱密理由，因為詩人是潛在的建城對手。）。

c. 細緻的古典學解讀功夫。且舉兩個例子。在論證城邦與靈魂鬆散的類比性時，Ferrari 一方面注意到蘇格拉底從來不用擬人化的方式來理解城邦的部分，或用現代術語來說，類比於靈魂的部分的是城邦的階級，而不是組成那一階級的個人所具有的靈魂結構。另一方面他則注意到，在說明城邦與靈魂的變化時，阿德曼圖斯總是很細緻地洞察到，蘇格拉底對政體的統治階級和這種政體類型的靈魂的描述內容是有差異的。這意味著 Williams 的矛盾失去其效力，也意味著城邦的政體不可能窮盡所有種類的靈魂，甚至在兩者可類比之處也不行。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拋開城邦直觀靈魂，而是說我們只能將城邦當作靈魂取得自我知識既必然又迂迴的一個過渡站（它的迂迴只在整個必然性臻於完善時才顯明）。在論證城邦與靈魂相互彰顯的用處時，Ferrari 又指出蘇格拉底的修辭方式在一些段落中的微妙區別，可以讓我們看到，有時需要藉由政體來理解靈魂，有時又需要藉由靈魂來理解政體。

整個說來，Ferrari 避免了 Straussians 常給人的故作神秘的印象，也避免了詮釋古典文本時在小題大作方面經常發生的過猶不及。雖然書很薄，但平衡度夠，也進一步指出了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比方說重新審視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政治理論的差異，或是透過某些重要的對話錄來釐清柏拉圖的靈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