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10, 2008

《尼各馬科倫理學》筆記一則

第一卷第八章,其中一段談論德行與快樂(hedone)的關係。亞里斯多德以為,快樂並不是附加在德行上的,而是內含在德行中的。因為踐德者必愛德,而愛德者必因德而樂。

在第一卷第六章要批評柏拉圖派門人的善學說之前,亞里斯多德則提到,愛真理比愛朋友更加「好」,更加「神聖」,更加「是我們學哲學者的義務」。愛真理與愛朋友都是德,也都有其快樂;但當兩者有所衝突時,亞里斯多德並沒有以「更高的德性帶來更高的快樂」來為這兩種此時此刻相衝突的德排序定次,他甚至也沒有用任何目的論論證(愛朋友是為了愛真理而需要的)來回應這個問題,而是用(在本書中罕見的)hosion,這個渲染著宗教意味的道德字眼來形容兩者次第之異。



1 很顯然,亞里斯多德講的「內在於德行之樂」並不是我們尋常意義上的享樂;它甚至也沒有處理不同的德行很可能相衝突的問題(你若真愛真理就必須不那麼愛朋友),從而人之所以為人的快樂(欲望的秩序)很可能是永遠不能和諧的疑惑是被壓制的。關鍵在於對勘《詩學》。《倫理學》有很強烈的否定或壓抑悲劇的動力,這一動力出於倫理學的內在困難:你既然要研究人所能成就的善,你首先得肯定人成就的能耐,但人的成就意味著有機會成功,而「有機會成功」就讓他的「失敗」顯為偶然的無知、意外的失誤、可更正的壞習慣。不會有「命定的失敗卻仍然一再往前去」,即,不會有悲劇。同理,羞恥心的道德意義被貶黜。

看來,要懂亞里斯多德,跟要懂柏拉圖的方式其實是完全一樣的:必須注意他遺漏了什麼。每一著作只是小小宇宙的片斷反映大大宇宙的某個本質而已。單是亞里斯多德寫了《詩學》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倫理學》與《政治學》並不是他對人類事務的最終定論。悲劇的理解和反悲劇的理解也許是一種辯證的關係。

2 內在於德行之樂即使實現了,被犧牲掉的德行之樂(此處即友誼)就其意識到被犧牲而言,是不樂的。德行伴隨著樂,也伴隨著不樂。要麼亞里斯多德刻意不提此一事實,要麼他有雄辯的考量,要麼友誼於他而言不是真德行,從而其樂也不是真樂,也就無所謂真正的犧牲之有。